追忆我国著名肝病学家姚光弼教授

我国著名肝病学家、原上海市静安区中心医院院长，姚光弼教授因病逝世，享年79岁。我写了一篇追忆文章，粘贴于此。

 追忆姚老二三事

    人总是要死的，但是姚教授离世得太早了，他应该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完，我们也还非常需要他。可是他走得那么匆忙，以致没有留下任何时间让我们去适应。所以我们甚至要说：在肝病学界，没有姚老的日子有点不一样。想必大家有同感。

    人一生可以做很多很多事，可能是重大的，也可能是渺小的。但是真正能让人永远记住的事情并不多。我今天要说的二三事，有的在姚老活着的时候我对他提起过，有的没有。他曾饶有兴趣地听过我讲述他的故事，但没有给予更多评价，只是在听完后不免会教导我几句，这是他的性格，我们习惯了。现在他不听也听不到了，于是我要把曾经说过的这些事说给别人听，说给愿意听的人听。我觉得挺有意思。

    1999年，我担任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感染科主任不久，不满40岁。作为老大哥的陈成伟教授联络了包括我在内10名左右当时年轻的、“有发展前途”的医生一起聊天，没想到主持人却是姚教授，陈教授不过是负责买单和聆听教诲的“年轻人”之一。第一次与姚教授近距离接触，谈不上惧怕，但是在整个被接见过程中我一直试图解读这位名震上海滩的大人物。谈论的话题不外乎如何提升上海肝病学术界的地位和年轻人应该如何如何，似为陈词老调。孰料，接近尾声，姚教授突然给我布置任务，让我谈谈对某个诊治方案的看法，而且需要写“连续剧”。那一年，我是一个“一岁”不到的牛犊，因为我在1998年做科主任。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不仅不知道，而且压根没想过要去丈量。

    因此，领受大人物交给的这样一个挑战性的任务不仅乐意，而且非常兴奋。但是挑战权威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关键的是要有功夫，这恰恰是我欠缺的。在一次杂志定稿会上，我向姚教授道出了我的难处。姚教授的一句话让我难忘：你很敏锐，但是功底还不够，为了促进你学习才让你写点有挑战性的东西，这样就可以提高成长速度。这就是姚老师的成长速度促进法。

    我决定写不明原因肝损害。继丙型肝炎被发现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有关新型肝炎病毒的研究其发展速度非常惊人，未知病毒可能是病因的一部分。作为一个困扰临床医生的问题，我很有兴趣去探讨它。在认真查阅资料、阅读文献，并结合自身的一些科研体会，我撰写了《隐源性肝炎诊治方面的若干问题》，全文约8000字。我很希望我的文字能够见诸学术期刊，于是试投《肝脏》。陈成伟教授认为文字和内容都写得很好，但是篇幅太长，决定分两次发表。在发表之前，文章被送到了姚教授的案头。姚教授一字一句地读完了我那八千字之后即指示全文照登，不仅如此，他老人家还专门为该文撰写专家述评。后来，这篇文章的确在一些专家学者中引起了较大的反响。然而，这篇文章得以超常规发表，完全得益于姚教授的魄力。此前，综述类的文章我写过一些，但都是一些平铺直叙的文字堆积，少有个人思想。当我们某一天小有成就，不屑于发表一篇综述时，一定不能忘记曾经被经常退稿的苦恼，也一定不能忘记被专家名人提携、认可、扶植的兴奋。 

    姚老的个性非常鲜明，是一个傲慢与谦和并存的学者。2005年我国第一部《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出台，我作为编写者之一，了解一些出台这个《指南》的“内幕”。由于种种原因，姚老不是参与者。尽管如此，同样是肝病界和感染界大牌专家的庄辉院士和翁心华教授，非常重视姚教授的观念和评价。翁教授在第二稿出台后专门向姚教授报告了撰写经过和编写专家就个别有争议的问题的讨论过程和结果；庄院士则把全文发送给姚老，征求意见。姚老在某个场合大加表扬：翁心华做事很对路子的。他对原稿做了极为认真的修改并对很多内容提出个人见解。庄院士在回复包括姚老在内的很多专家邮件时说了一句很有哲理的话：所有专家的修改建议都被接受，但是意见都没有被全部接受。姚老对此毫无疑义。大家都知道，姚老是非常挑剔的，有时近乎苛刻；有时他自己的表现近乎傲慢，却不能容忍别人的傲慢。可是如果学界同仁给予他足够的尊重，他的表现一直是“有话好说”，实际上这是一种在知识分子中不多见的侠骨柔情，也许，我们圈内人士还真缺少一点姚老的那种“侠”。

    姚老的阅读量之大是很少有人能匹比的，姚老的知识面之广也是少有人能相拼的。姚老的英语口头表达能力却也是一流的，其流利程度倒是可以用一个有趣的故事来“反衬”。2007年，乙肝病毒发现者Blumberg来沪演讲，姚老主持演讲会。他一开始便用英语流利地讲了一通，忽然觉得听众中有人英语听力有限，于是立即转换为中文。我亲耳听到这样两句不是对白的对白，台上的姚老：“你们中间的有些医生英语听力可能不行，我还是讲中文吧”。几秒钟后，身后来自东北地区的一位专家道：“听姚教授的中文可比英文吃力”。对这样的对话你如何看待？可以认为是调侃，但也可以理解为对姚老英语口语表达水平的赞赏。我没敢在他老人家生前讲这个故事。凭心而论，作为南方人，他的英文和中文我都能听得很清楚，但是对北方人而言，姚老一口常州口音、语速又特快的普通话，的确比不上他的英文更容易听懂！

    2010年3月15下午为姚老做最后的送别。他儿子在追悼会上作答谢词时追忆父亲的话：“你的父亲只有一个脑子和一双手”。我把这话听得特别真切。实际上，姚老使用这样的语言向儿子展示着他的大脑的智慧和双手的勤奋，告诉后代一个看似浅显的成功道理：聪明加勤奋。记得“文革”结束后不久曾流行过一句话，一位知识分子对一个暴发户说道：我富得就差钱了，你穷得就剩钱了。今天，即使在学术人士中这样的富人和穷人也是同时存在的。姚老则属于“富人”。

姚老还有很多能够让人记忆的故事，还会有很多人会追忆那些故事。我以为，姚老创造了很多动人的或不动人的故事，并非为了让人记住，但是我们却记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