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某次学术会议上针对乙肝指南的随笔

2007年某次学术会议上针对乙肝指南的随笔人有局限性，专家有局限性，指南当然也有局限性。我们总是在克服各种局限性中拓展自己，拓展科学发展的空间，不断完善自己，完善各种制度，当然包括文献。关于“携带者”的定义，我同样一直心存疑虑。界定携带者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首先我们要明白“携带”的表面意义，这个词是具有主动的意义，就乙肝的各种携带者而言主动方是人，那么人为什么要“携带”病毒呢？可见其不严谨性，因为我们习惯于阅读和翻译国外文献，于是carrier一词的确被正确地翻译为“携带者”被延续至今。我要阐明两个观点：第一，“HBV携带者”的提法是值得商榷的，所以我在5年前撰写论文时就试图更多地使用“HBV感染者”，这就解决了被动和主动的歧异的问题。病毒才是主动的，是它们主动进入人体的，即使人把它们“带”着也是被动和无奈的。无论是急性、慢性（包括ALT正常者），其本质都是被病毒感染。第二，“HBsAg携带者”更需要慎重，因为，它不过是乙肝病毒颗粒表面的一种蛋白质，在血清里得到检测是很正常的，但是，HBV感染者没有主动携带它。倒是有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果病毒被充分抑制，体内何以仍然有较高浓度的S抗原？过去一直推测是病毒基因组或者基因整合到人的染色体，并持续分泌，目前还没有否定。几分钟前我与贾继东教授（我现在正在一个研讨会的会场做“小动作”），因为有人提出来要开发S抗原定量检测试剂盒，并且试图通过检测血清中S抗原的水平来阐述干扰素治疗后的效果，即认为如果治疗后S抗原下降了，说明有效，优于DNA定量和E抗原定量。事实上这不是走入误区了吗？当病毒基因不再被检测出来时，S抗原仍然有很高的水平，那么它的定量意义何在？最多对于那些没有发生基因整合或转座者，S抗原定量有一定意义。至于各种教科书和指南中提出的那些多少有些匪夷所思的“携带者”的概念，我觉得没有必要过于重视，那是没有深思熟虑、照搬照抄得出的一些“理论”。尤其是有一些权威，习惯于把持某一个学术领域，听不得别人的意见，视国外文献为圣经，毫无批判的精神，可能会误人，但是我相信会发生改变的，如同体制改革，需要一代人的努力，不急。我对另外两个问题很感兴趣：第一，为何对转氨酶异常者抗病毒治疗确定一个HBV DNA含量的门槛，而且这个门槛的依据何来？这个问题我曾经在一个电视会议上向美国消化协会的Keeffe教授提出，他当时闪烁其辞，言及其他。后来在另一次会议上，我忽然发现他老人家改变了口吻，非常有趣地、主动地对我的质疑用“I do not know”来表述。其实我的问题很宽泛，今天提出来共大家思考。E抗原阳性和阴性乙肝分别定位大于等于十的五次方和四次方，那么在此界限以下就不需要治疗了吗？为什么？这个界值从何而来？我推测是来自早先的杂交定量，杂交法敏感度不高，大概在五次方以上。OK! 如若此为实，问题出现了。今天的PCR技术已经很成熟，那么在2007年的今天，我们可爱的Anna Lok教授在编写那个极为冗长的2007AASLD指南更新版时为什么忽视PCR技术的存在？更为荒谬的是，如果五次方是杂交法的检测低限，那么E抗原阴性乙肝的门槛怎么又忽然定为四次方了？这个值不是低于杂交法的敏感度了吗？乱！没人思考！沿袭！不断地、重复地抄。我怀疑少数专家从来没有使用过加样器，根本不懂分子生物学技术，更不知道基因检测技术的很多精髓的东西，于是只能学舌。三年前我就发现我国一位被我视为偶像的重要专家在评论我对基因检测技术的简介时完全误解了我的意图，而且讲的是外行话。因此，指南绝对不是圣经，尽管我是制订者之一。第二，关于前C区和BCP变异。由于变异导致E抗原阴性。问题再次被提出，既然是E抗原变异，病毒仍然存在（HBV DNA阳性），那么为何会出现E抗体呢？似乎也属于“血清转换”，但这能自圆其说吗？E抗原因为变异而消失了，病毒还在，抗体倒出现了。为何？同样的问题我与贾继东教授交流这个问题，他说也很困惑。全球那么多科学家在研究小小的HBV，回眸一瞧，咦！还有这么多“低级”的问题啊？在我写这段文字时，再次出现了很多似乎很有“争议”的问题，有人开始对DNA水平与肝脏病变严重程度之间的关系提出质疑，有人在告诉我们干扰素治疗后S抗原水平下降，而拉米夫丁治疗不出现S抗原的下降，又不明白了，无论是干扰素还是核苷类似物，都是抑制病毒，无论是直接的还是免疫调节的，最终结果是病毒量减少，既然病毒量减少，那么S抗原应该同等地下降。不解，等待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