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到小汤山，从小汤山到上海（小汤山篇7）
被浏览了次, 发表时间：2008-08-04 17:14:33
| 作者-缪晓辉 来源-小汤山医院文集 2003.11 |
４个小时写了一份５分钟的发言稿
在小汤山医院，我并非副院长的角色，但是我的任务十分繁重，责任也比较重大。有些医疗队的领队是专职的，而我的职责很多，领队、总支书记、医疗队院内感染总督导、医院专家组副组长、4个病区的业务指导，等等。诊治SARS患者是我的主要任务，工作量比病区医生还要大，而且经常要随叫随到。如果要讨论重大问题，比如领队会议、调整治疗方案、院内感染会议、传达上级文件等等，都是在“8小时以外”。队员的家庭困难、个人困难、队员生病、休息、吃饭、娱乐、宣传报道、入党、报先进，等等，什么事情都得管。接受媒体采访也是我的重要任务之一，最长的一次电话采访超过2个小时，上海东方广播电台更是每晚10～12点之间来电话，做“小汤山日记”。
自5月底6月初开始，工作量突然增加。其中各种奖励工作是一件使我最烦心的事情，每一个奖项都要召开总支会、支委会、拟定人选、撰写事迹介绍、送交上报材料，每一次都要忙得不亦乐乎，忙完了还要做思想工作：因为不可能每一个人都受奖，总有人心理有疙瘩。6月中旬（确切地说是6月13日），小汤山医院的工作接近尾声，二军大许多个机关来电要求写总结报告和医疗队事迹报告，宣传处更是明确指示要尽快落实人员、撰写讲稿、组织演讲团，回上海后将要做医疗队事迹巡回演讲。为了这些事情我曾经对某位机关领导发过牢骚，陡然增加这么大的工作量我实在是不堪重负。牢骚归牢骚，工作还得做。就在短短50天时间里我熬过两次通宵，十数次工作到凌晨2、3点钟。其中一次是写总结，由于赶得急我晚饭后动手，一直在电脑前敲击键盘，直到早晨5点半才完稿，并通过电子邮件把8 500多字的总结报告发出，稍事休息后又去病区会诊。
最尴尬的事情莫过于6月22日，即回上海的前一天。21日我凌晨3点休息，22日也是凌晨3点休息，但只迷糊了2个多小时，因为当天早晨6点之前要集合去北京会议中心参加欢送大会。中午回到住处，刚刚坐定，接到电话：二军大黄副校长亲自来北京接迎医疗队回沪，我既兴奋，又惆怅，思考着如何找到车子去迎接校首长，并安排他们接见分别住在两地的医疗队员。但是，我在沙发上睡着了，第二个电话唤醒了我，赶紧吃了几口饭，并抓紧收拾个人物品，我必须在当晚搬离富来宫，与住在A区的队员汇合，以便第二天一起出发，同时抓紧联系汽车。难哪！大家都需要汽车，武警把门又没有放松，必须依靠挂牌的专用汽车才能离开富来宫大门。就在这段时间里，我起码3次接到校长催我的电话。是呀，校长千里迢迢来北京，缪晓辉千呼万唤不出来，谁不急呀？我只得反复解释。后来终于见到了校长和陪同的其他几位校领导，真是亲人相见，倍感亲切。短暂寒暄之后，立即出动，校长看望了住在小汤山医院A区的队员后，又立即赶到燕山石化疗养地看望另一批在疗养中的队员，返回到小汤山已经是晚上6点。
我离开校领导住的招待所，回到A区，小汤山医院周副院长把我安顿在他的宿舍。几名队员有些思想问题，找我交流，就在这期间手机响起，大学训练部来电要我安排明天回沪下飞机的队形等等，另外告诉我上海市领导十分重视，陈良宇书记、韩正市长等市委市政府和卫生局领导将专门迎接医疗队，欢迎地点安排在二军大，但欢迎仪式由上海市委、市政府举行。作为医疗队长，我要在欢迎会上做5分钟的发言。5分钟发言稿也不过千余字，对我来说应该不成问题，但那一天问题很大。黄副校长专门为发言稿一事给我打电话，明示我他的秘书随时可以为我提供帮助。我是个非常要强的人，这样的事情我从来不请别人代劳，读者会注意到本文集中有两份出发前的发言稿，其中一份完全出自我的电脑键盘，一份是修改浓缩过的，对后者我是不满意的，它缺乏个性，缺乏鼓动性。所以我决定这一次一定要自己写。安顿好了几名有心里疙瘩的队员后，又作了许多其他工作，已经是午夜12点，坐到了电脑桌前，酝酿了数分钟，写完了后来令千名听众掌声不息的第一段话，第二段刚刚开了一个头，脑子开始发胀，头痛，思路无论如何无法延续。要知道，在过去的2天里我经历了太多的事情，而两天的睡眠时间不足6个小时。无奈之下，叫来了19病区主任单红卫，请他帮我到队员房间搜索咖啡。单主任临走前提议请宋滇文医生协助我，我表示同意。宋大夫得到我的授意，开始敲键盘，我躺在床上，脑子很乱，听得出宋大夫敲击键盘的速度很慢。我能理解，虽然他的文采数优，但毕竟是临床医生，不擅长写这类文字。我起身把两袋咖啡喝了下去，并整理好了随身行李，洗了澡，咖啡因开始发挥作用。于是，送走了宋大夫，继续写发言稿。凌晨3点半，结束了“写作”任务，对着电脑读了5遍，时间都在5分钟之内。打印吧，第一页纸走出打印机，电脑立即提示更换墨盒。我立即翻行李箱，没有墨盒！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幸亏早晨在另一个更大的行李箱中找到了墨盒，否则我真得带着电脑上发言席。4点多，吃了一片思诺斯（快速助入睡药），躺在床上，似睡未睡，6点钟就起来了：要带队去机场。在机场，细心的黄副校长还是对我的发言稿放心不下，希望我在讲话稿中必须包含4点内容，一二三四点，他说完了，我也听清了。我窃喜一阵，脱口而出：报告校长，您要求讲的4点我一个没漏。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自己写这份发言稿也是一种冒险行为。其实我本应该领校长的情，如果由校长秘书捉刀，我不仅可以睡个安稳觉，更无须冒违背首长意图，甚至在市领导和很多欢迎人群面前掉价的危险。但是我很自信，这也是我的性格，没有觉得冒险，自信不会冒犯领导，自信能够很好地发挥。后来的事实证明我做对了。“人没有一点精神不行”，这是一句老掉牙的话，但是每个人都真正能在生活中、工作中“精神”一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人，往往会因为患得患失反而失去很多机会，包括展示自己能力和才华的机会。在有足够实力的情况下，在有足够自信的环境背景下，你可以做一些别人想为而没有为的事情，可以做一些看似冒险，实是开拓的工作。这不仅仅是一篇小小发言稿给我的启示，我的整个“小汤山之行”使我更加深了对这些没有高深理论、但的确富有哲理性的问题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