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到小汤山，从小汤山到上海（序：小汤山篇）
被浏览了次, 发表时间：2008-08-04 15:10:14
| 作者-缪晓辉 来源-原创2003年11月15日 |
［小汤山］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我们医疗队去北京的时间推迟到5月5日。在北京黄亭子招待所接受2天短暂培训后即赴小汤山。因为时间的推迟，我们有了充分的准备，包括人员培训和物资准备。然而，当我们来到小汤山医院的时候还是感觉到思想上的准备不足，比如我们以为到了医院就应该开始诊治病人；我们的住宿条件应该更好一些，至少两个人同居一室，而不是5个人甚至6个人住一个套间，因为这样很容易发生交叉感染；我们应该有一些娱乐设施和娱乐活动，这有利于缓解心理压力和身体健康；我们以为可以方便地购买到一些必需物品，如此等等，都出乎我们的预料。我们要组建科室，而不是接管科室，我们将生活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几乎没有娱乐设施，也无法购物。但是军人的本色就是在关键的时刻体现出来了。尽管现实与想象有一定差距，但是队员们都是有吃苦的思想准备的，甚至大多数人有牺牲的准备，因此对于这些“不便”只不过是略感失望而以。然而，这里毕竟是临时医院，不可预见的事情很多。就我个人而言，感觉到在小汤山的日日夜夜吃苦算不得什么，我在农村长大，从小吃惯了苦；接受高等教育、在医院做各种工作我都是以苦为乐，有人说我是一个劳碌命，这一点不假。但是，最让我痛苦和难以忘怀的是在小汤山医院遭遇的种种尴尬事，在处理这些事件的过程中的确让我得到锻炼，虽然在某些事情的处理上有欠妥当之处。下面介绍几起典型的事例。
我没有被安排
在二军大医疗队，我是正式的领队，但在小汤山医院医务人员名册里却没有我的名子。根据总后的要求，第二军医大学医疗队应该是62名队员。在去北京的第二天，也就是准备进驻小汤山医院的那一天，我突然被自己身边的某位部门领导告知小汤山医院没有安排我。
天哪！我一腔热血，来到北京竟然没有被安排，打道回府？临阵脱逃？这算什么呢？不知道用什么词来形容我当时的心情，总得给自己找一个说法。我认识小汤山医院一名分管业务的副院长，但他无权决定我的去留。我不认识医院的院长和政委，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恰巧，第三军医大学吴灿校长得知我去北京，给我打电话以示关心和慰问，我顺便把面临的困难告诉了他，他当即与小汤山医院张雁灵院长取得联系，向他介绍了我的情况。晚上，我在安排了所有队员的住宿之后，匆匆赶到院办，张院长和徐达穗政委热情地接待了我。原来，当他们得知二军大派来一个册上无名的副院长的时侯，也在犯嘀咕：此人是正式副院长，还是来代职锻炼的？如果是正式副院长，为什么没有得到总后的任命通知（我推测，由于长征医院副院长是副师职干部，按惯例，来到小汤山医院这样一个正师级单位，应该给我安排一个院领导的位置）。我如实地谈了自己的想法：我是以双重身份来小汤山医院的，首先我是一个传染病科医生，主要任务是参加一线工作；其次，我是第二军医大学医疗队的领队，我要把我的队员领好、管理好。我还表示无意参加医院的领导班子，并重申希望通过亲临患者，亲身实践，积累和丰富诊治SARS的临床经验，成为名副其实的专家。另外，我还谈到了在中华医学会的任职情况及已经在上海市参加防治SARS的工作情况。听取了我的情况介绍后，两位领导立即表示设法使我进入北京市专家组。我婉言谢绝，表示坚决不离开小汤山医院，一定要在一线工作。他们尊重我的意见，最后安排我在小汤山医院专家组，并担任副组长。至此，总算放下了那颗悬着的心。
人们总以为军人就是服从，军人作风就是雷厉风行，铁板定钉，说一不二。其实，当代军人有特殊的情怀，有独特的感情交流方式，也有独特的处事作风。在目标一致的情况下，少有扯皮，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果断地解决问题，这是军人的重要特征之一。其实这也是后来小汤山医院官兵们经常挂在口头上的所谓“小汤山精神”的内涵之一。然而，从处理这件事情的过程可以悟出一个道理：对待任何一件事情，作为和不作为，主动和不主动，其结果截然有别。我办事情较少依赖，善于主动出击，有一定的冒险精神。但是，如果我处于被领导的位置，还是希望领导者能主动为我解决那些不便自己出面解决的尴尬问题。
“人民内部矛盾”
到了小汤山医院后不久，二军大医疗队队员们不分昼夜地筹建18、19病区，工作量之大出乎意料。7天建成的医院、简易的工棚、粗糙的病房、不甚合理的病区结构、从多个单位紧急抽调并组合的机关干部、协调不够的辅助科室和半职能科室（比如仪器设备科和供应科）、多个大单位同时进入并同时请领物品，等等，这些给筹建病区带来很多困难，也因此而产生了很多矛盾。医院领导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病区组建工作，尽快收治病人，我们面临的压力很大。遗憾的是，许多平时看起来很简单的工作，或者说很容易安排的事情，在那个特殊环境里却有很大难度，因此在初建病房时整个工作程序和环节都显得十分混乱。作为医疗队的指挥者我面对了许多困惑，也尽力做了很多协调工作，但是，最难的工作莫过于处理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正如前面已经介绍过的，二军大医疗队来自3所附属医院。根据学校领导的安排，分别以长海医院和长征医院为主体，组建18、19病区，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由于队员总数相对较少，队员被拆分到两个病区内，如此必然形成一种二分体的格局：队员们不自觉地把自己归类于长海或长征“医疗队”。尽管在全体队员动员大会上，或者是在骨干会议上，我反复强调我们是一个整体，是第二军医大学医疗队，没有长海、长征之分，只有18、19之别。另外，由于我是长征医院的副院长，特别提醒自己注意把握好两个病区的关系，特别提醒自己要把两碗水端平，不要有胳膊肘向里拐的嫌疑。我为两个“队”分别配置了1台洗衣机、1台冰箱、1台微波炉。外购的各种生活用品和娱乐用品（羽毛球拍和羽毛球等）都对半分。在挑选院内脱产督导员时我刻意指令19病区（长征为主）委派一名护士，把负担留给“长征队”。我还特别强调：如果我不在场，医疗队的工作由18病区主任负责。可谓用心良苦，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尽量避免两个科室之间可能发生的矛盾和摩擦。往年两个附属医院派医疗队执行同一任务中多少要出现过一些不和谐的事件，我希望能够吸取过去的教训，在执行本次任务中和睦相处。但是，大大小小的“人民内部矛盾”还是出现了，有些事情还闹腾得不小。在此仅举两例。
请领病区物品是一件费时费力的工作，每个医疗队、每个病区都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自己的病区武装好。尽管在组建病区之前我多次强调分病区不分家，两个病区要密切协作，相互关心，相互帮助，但是在领取物品时还是出现了意想不到的事情：为了几双隔离鞋，双方发生争执，个别科室骨干，使用了不恰当的语言，导致双方敌对情绪很大。甚至有个别队员绕开我，直接把在医疗队内部发生的事情，电告远在上海的科主任。经过短暂的思考，我形成了两个决定：第一，不允许其他队员介入，更不允许牵动原单位的科主任，在小汤山二军大医疗队我是NO.1（科主任还是有头脑的，至今也没有一个科主任和我交流过这件事情，包括后来仍有个别队员在其他问题上也要动用原单位科主任兼导师，不仅被我严厉批评，同时也被科主任婉批）；第二，出言过重并伤害了别人的骨干主动赔礼道歉，不管道理在何方，骂人是错误的，骨干更不应该如此。一个晚上，基本上没有做别的事情，了解情况，安抚，做工作。骂人者道了歉，对方也接受了。一件不小的“小事”平息了。
第二个事件起因于另一个骨干的一句不恰当的话。在收治第一批病人时，两个病区的病人数相等，但第二批病人只收在了19病区，因此在收第三批病人时医院决定把所有9名病人均收入18病区。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该病区只能收7名，其他2名病人只能收到19病区，而科主任没有对下属说明情况。病人安排妥当之后，在回住处时，一位骨干半开玩笑地说他们的2名病人被19病区“抢走了”。这样一句话其实也算不得什么，的确是一句玩笑话。但是19病区的几名队员觉得委屈，通过主任和护士长立即到我这里告状。我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不允许扩大事态，令护士长立即找到汇报“情况”的队员，并说明纪律，不允许在其他队员中传播。接着在晚饭后开总支会，随意讲话的骨干在会议上做了自我批评，并表示为了团结，今后不再说不该说的话。这能算什么大事呢？真可谓鸡毛蒜皮，可是在那个环境里没有小事，任何大小问题都必须快刀斩乱麻，否则有可能成为引发其他事情的导火线。
矛盾不仅仅表现在科室与科室之间，也经常发生在科室内部。出现矛盾并不奇怪，关键是在那种特殊环境下产生的任何矛盾如果没有得到及时和妥善的解决，会酿成更大、更棘手的问题，从而干扰医疗工作和个人防护。每当想起那段时间发生过的许多大大小小的事件，包括后来科主任与小汤山医院领导较劲，我就后悔在组队时没有果断地把整个医疗队进行混编，因为不少矛盾的根源来自于两个附属医院之间的攀比和某些时侯的心理不平衡。在小汤山的短短50天，麻烦事不断。我曾经感叹：管理一支医疗队的难度要比管理一个医院还大，非亲身经历者难以体会！
当然，总体上来说，二军大医疗队是一支团结的队伍，是一支很有战斗力的队伍，战友们在较短时间里度过了磨合期，并在短短50天的生活、工作和战斗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与所谓矛盾相比，互帮互助的事迹更多，也很感人（见）。我在这里重提那些不愉快的事情的出发点是为了总结教训，警示未来。也许这些事情的发生和处理过程对今后组建类似医疗队有一定参考价值。
女队员有情况
第一批医疗队员中三分之二是女性，其中40名护士，一名医生。她们都是好样的，年龄最小的（也是小汤山医院之最）两名队员仅19岁，比我的外甥还要小4岁，很了不起，去小汤山她们自觉自愿，无怨无悔，不仅去吃苦，更有把生死置之度外的气概。对她们我一直有恻隐之心，在管理上把她们当晚辈看，以致后来她们中的许多人喊我舅舅。但刚进入小汤山，就发现女队员有情况。
一名已经领证但推迟婚期的队员出发前例假略有推延，没有当回事，也许带着一份侥幸。不久，细心的护士长向我通报这名护士可能怀孕了。听到这个情况，我的头脑一阵空白，要知道我们刚到小汤山医院不久，还没有开始工作，这事非同小可。怎么办？我的脑子开始迅速转动：先找这名队员和她的“领队”，查明真相，然后再定夺。一开始“领队”支支吾吾，我不得以用特别严肃的语气晓之以理，因为这样的事情没有我这个领队的参与和负责他们是解决不了的。在小汤山实行的是全封闭式管理，通俗地说就是“出去了进不来，进来了出不去”。接下来要听取当事人自己的意见：去？还是留？女队员毫不含糊：不回上海！难题交给了我。其实我也只有两条路好走：第一，立即向学校汇报，请这名队员回二军大，要求学校再补充一名队员来。如此我会很轻松，因为我本来没有义务对过去发生的事情负责任，以后也不必再操心，合情合理，也符合组织原则。但是这样做的话，一方面二军大将为此蒙受损失。首先，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上级部门的质询：为什么在足够时间（8天！）的准备过程中竟然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其次，重新选派的人员必须经过严格培训，需要时间；另外，补充一名新队员还意味着要牵动两家或三家人的心。另一方面，女孩子不仅无辜，而且很没有面子：轰轰烈烈地来到小汤山，仅在住宿区待了几天，没有诊治一个病人，就这么回去了，感情上难以接受。同时，征求女孩的婆婆（我开始以为是她妈妈）意见时，她也希望媳妇留在小汤山医院。第二，将这名护士留在北京，并就地做人流。这样做解决了前面谈到的所有问题。然而，一切工作，包括一切后果我将是主要承担者，这是一次典型的冒险。
性格使然，我决定走第二条路。于是立即召开了总支委会，会上我把上述考虑对全体支委做了通报，大家均表示同意并支持我的决定。不仅如此，我还决定先斩后奏：暂不向学校汇报情况。但是我把总支的讨论结果和我的行动计划向这名护士原所在医院的一名领导做了通报，他表示非常感谢。接下来的所有工作只能我一个人做，因为其他人根本无法替代。首先通过北京的同学，联系到一家三级甲等医院的妇科主任（姓陈，我对她感激不尽），并确定了手术的日期和时间。我不知道小汤山距离市区的确切距离，但我知道如果路况好的话小汽车到市区要开三刻钟左右。怎么离开居住地？用什么交通工具出去？出去了怎么回来？等等，我思考了许久，最终还是决定请求小汤山医院的援助。这是我去小汤山医院后第二次踏进院长和政委办公室。上午他们很忙，电话不断，但是他们还是自始至终听完了我的汇报。如果我是小汤山医院的主官，我会觉得这位二军大的领队很不知趣。但是张院长和徐政委毫无拒绝的意思，只是一再提醒要慎重考虑。我请求他们只须为我派一辆小车即可，工作我做，责任我担。下午，汽车在预定时间里没有到来，我们一行三人（同去医院的还有一名月经量过大的护士）在富来宫门口或站、或蹲、或踱步，“望眼欲穿”，期间我给具体办事人员打了4次电话，总算熬过了一个半小时。赶到医院后，我们再三向陈主任解释晚到的原因，可是陈主任丝毫没有责怪的意思，倒反过来安慰我们。
就在人流结束的时侯，我接到大学临床管理处一位参谋的电话，通知我大学领导不同意我的决定。我只能如实相告：为时已晚，早孕护士已经顺利做好人流，正在观察中，并表示将继续对这名护士负责，使其得到良好的恢复。写到此不得不说一句，究竟是谁走漏了风声呢？总支会上我明确指出不要让校方知道，也不要告诉其他队员，待一切事情都办妥之后再汇报。看来，在我们这支队伍中的确有比我觉悟更高的人，只可惜他所站的高度不够，做法也不够光明磊落。更为过分的是，事情已经顺利解决，没有造成任何不良影响，可谓皆大欢喜，但竟然有人小题大做，把这事向更高一级部门首长反映，以致小汤山医院的徐政委被批评。徐政委没有推卸责任，承认知道事情的原委，并作了自我批评。这种既讲原则，又敢于承担责任的人令我钦佩。相反，我们内部的个别同志的做法就不敢恭维了。
世界上有许多事情本来并不复杂，但是作为有思想的人类经常会和自己或自己的同类过不去，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人为地制造许多矛盾。作为一个有社会性的人，为了更好地生存，在人类本身制造的复杂环境中，逐渐地学会保护自己，逐渐地由单纯变得复杂，逐渐地失去自己的个性而变得圆滑，这是人类社会的悲哀，是人类进化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失败基因”。但我可能属于“进化”太慢的一类群体，迄今在处世为人方面仍然棱角分明，经常在不知不觉中得罪一些人，但凭心而论我很少故意冒犯别人，更不会无理取闹。
当我的建议被否定并被不点名批评时
国内有一位高级官员在公开场合称中国没有SARS专家。是的，就SARS而言，全世界都没有专家可言，因为它和近几十年来新出现的30余种传染病一样，无人有诊治的经验。照此推理，WHO官员和专家也同样没有指手划脚、检查医疗卫生机构的权威性。但是这位官员的话只说对了一半：因为我国有很多著名的传染病学家和微生物学家。SARS是一种新现传染病，许多方面具有一般传染病的共性，因此，无论是传染病学家、呼吸病学家，还是微生物学家，他们在其他传染病方面的诊治经验和对病原体的研究基础完全可以移植到包括SARS在内的任何一种新现传染病。高层领导不要轻言没有专家，这有可能伤害专家学者们的感情。去冬今春我国有效地控制了SARS蔓延，SARS患者得到有效的治疗，这除了应归功于党和政府的强有力的领导外，专家们功不可没。许多单位和地区，在抗击SARS过程中总结出来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充分依靠专家。
如果我自诩为专家也许不过分。在去小汤山以前我就已经是中华传染病与寄生虫学会常务委员兼学术秘书、上海市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学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医学病毒学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防治SARS专家组20名成员之一。尽管人到中年，但已经有了20年的从医历史。如前所述，承蒙小汤山医院领导信任，任命我为该院专家组副组长（也是唯一的副组长）。我除了做好一个领队的工作外，还分管9、10、18、19病区的日常医疗工作，同时还参与全院疑难重症患者的会诊、诊疗方案的修订、组织死亡病例讨论、参与院内感染防范计划的制定、制订科研招标课题书等等。就如何正确佩带口罩的问题，曾因与某位医师的观点有冲突，以书面形式发表了个人看法（见 ）；就院内感染防控方面存在潜在危机的问题，在充分发表个人意见的基础上，根据院领导的安排，在科骨干大会上作了专题报告（见），对加强理论教育、澄清模糊认识和改变防护格局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我因此还得到医院表彰。
然而，还是碰到一件尴尬的事件。随着天气渐热，工作人员每天穿着18套件，又没有空调等降温设施，队员们真是不堪重负。我认为小汤山医院不仅存在防护过度的问题，同时，还担忧如此防护有可能增加医务人员发生其他传染病，比如肠道传染病，以及虚脱的可能性。我在某些时候可能热心有余，但肯定是一个责任感很强的人。针对这些情况，我迅速以书面形式向医院递交了一份建议案（见 页）。5天左右时间没有人对我的建议作出反应，两位业务副院长也没有正面表态（小汤山医院撤销后他们表示当时十分赞同我的观点，因为意见不统一而不便告诉我）。然而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在不久后的一次科骨干会议上，张院长没有点名地对我的建议提出了批评意见，其中大概有这样的说法：我们有个别专家有些建议不够恰当，不够慎重，不利于个人防护。小汤山医院的周会是在室外草坪上召开的，当时我坐在地上，听得真切，心里不是滋味。但一直到写这段文子我也没有对张院长的话做出过任何反应。张雁灵大校临危受命，担任小汤山医院院长，有气度，有胆识，也很有水平，我很佩服他，也很尊重他，我们的关系很好，后来他还在我“危难”的时候帮我解围。但是在这件事情上，他显得急躁了。因为建议毕竟是建议，并不是非采纳不可，决定权在你手里。何况写这份建议完全是我个人的思考和行为，没有外传（包括对我的队员），没有扩散，即使是错误的建议在没有公开之前也不会造成负面影响。我能理解院长的心情，他曾经3次和我说起他和政委的所谓3个归属：一是自己得SARS，二是引咎下台，三是完成任务，他们承受的压力可见一斑。我今天在此提及此事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告诫自己，在今后的工作中不要犯类似的错误，要学会体谅别人；另一方面也希望读到我这段文子的领导干部，包括张院长本人，在特殊环境下要沉得住气，领导者在处理涉及业务知识的问题时要很慎重，不可轻率。顺便说一句，这段小小插曲过去和现在都丝毫没有影响我和张院长之间的友谊，我们的友谊建立在特殊环境条件之下，是真正的战友之情。
科主任与院领导“较劲”及其他
前面已经谈到，由二军大医疗队组成的18和19病区的两个科主任也是临危受命，均没有做科主任的工作经历，在那种特殊环境下工作难度很大。我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走上了业务副院长的工作岗位，从带领医疗队的第一天起我就注意向两位科主任灌输我的一些思想，谈我做科主任的经验教训，同时更希望他们能够遇事多和我商量。在一段时间里我甚至要求他们向我汇报，而不是商量，因为小汤山毕竟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我们执行的任务不是平时的医疗护理，队员们是在战斗，有负伤和牺牲的可能。作为领导局部战役的最高指挥官在处理重大问题时也需要有至高无上的权力，需要一点武断，今天我仍然坚持这个观点。
无论是专家教授的耿直、还是缺乏行政管理经验，也无论是个性的缺陷，还是掺杂其他的什么思想，在小汤山医院工作的后期，我的科主任让我很丢面子、尴尬不已。
还得道一点背景材料：多数工作人员在一线工作的时间已接近一个月，需要轮休，医院一直在酝酿轮休计划，最终拿出了一个征求意见的方案。这个方案的主导思想是撤并科室，不依靠外援。如何“撤”和“并”呢？方案规定是从第10科开始，带双数的科室撤并到1～9科，单数科室休息。这个方案是在周会上由徐副院长提出的，并明确表示是一个征求意见稿。我在草坪上沉思，感到这个方案不妥，同时暗示科主任到我身边来商量如何提出我们的建议，但科主任没有接受我的暗示。于是，我迅速在笔记本上写下我的个人意见，基本观点是如果拆分军医大学医疗队其中任何一个科室，不仅不便于管理，更重要的是不利于个人防护，建议整建制轮休，即一个编队完整的科室集体轮休。然而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当张院长接着徐副院长的话题进一步阐述了轮休是体现上级的关怀、是为了更好地作好下一步工作，同时还强调目前的轮休方案是征求意见稿。话音刚落，我们医疗队的一位科主任拉着嗓门，突然冲了张院长一句：“你征求过谁的意见？”。我当时满面通红，无地自容，张开的嘴巴半天没合拢。怎么会这样？又怎么可以这样？这里是军队！是战场！我从1998年做感染科主任至今，很少看到科室主任在众人面前与现任院长顶撞的镜头，即使有时在科室骨干会上院领导有可能因为信息获取不准确而错误地批评了某个科室主任，最后还是在私下解释。没有人能够想象我当时的心情：茫然、羞愧、恼怒、无可奈何。张院长不愧堂堂大校、正师职干部，极具修养，不仅没有发火，也没有正面回答（否则有可能再次引发争论）。巧妙地回避了科主任的责问。会后我立即把书面意见递给了徐副院长，同时立即向张院长道歉。张院长给了我如下处理意见：“请当事人认识错误，首先由你这个领队来解决问题，如果不行则向家顺校长汇报，如果家顺解决不了，我来解决”（原话）。这话分量不轻，暗示也很明显。要知道在战争环境下，指挥员甚至有决定下属生命的权力！我很沮丧地离开会场，就在班车上我接到徐副院长的电话，他告诉我的建议可行，将予以考虑。我再次陷入强烈的恼怒情绪之中：院领导的确是在征求意见，作为科主任有意见可以提，但为什么要这样冲动、这样无礼！为了保证我的轮休建议被采纳，晚上，我主动召集4个军医大学的领队在一起进行了认真讨论，并由我执笔写了一份详细的报告。按理，在此刻那位惹事的科主任应该清醒一些，协助我做一些弥补工作。很遗憾，他饶开我打电话到原单位，寻求院长和政委的援助，希望通过原单位“保住科室”，全然不顾我可能发挥的作用，同时也进一步把事情复杂化。原单位领导给我来电，表示一切委托我来解决，她将不介入此事。
没有必要再叙述更多，本是小事一桩。我相信在那个高度紧张的环境下工作，人对周围事情的反应的域值比较低，容易激动，把握不住自己，不见得有什么恶意。在处理这件事情的过程中，我是比较强硬的，但是是非分明、轻重明确，也很愿意为下属承担责任。
通过在小汤山与各类不同人员的交往，我再次加深了对一个信条的理解：无私才能无畏。人的任何行为的背后多少都要受动机驱使，无论是正确的、中性的，或者是错误的动机。胸怀坦荡，较少私心杂念，就能够少犯错误，就能够面对很多误解，就能够对自己的行为无怨无悔；同时，也就能够真正活得轻松、潇洒。
４个小时写了一份５分钟的发言稿
在小汤山医院，我并非副院长的角色，但是我的任务十分繁重，责任也比较重大。有些医疗队的领队是专职的，而我的职责很多，领队、总支书记、医疗队院内感染总督导、医院专家组副组长、4个病区的业务指导，等等。诊治SARS患者是我的主要任务，工作量比病区医生还要大，而且经常要随叫随到。如果要讨论重大问题，比如领队会议、调整治疗方案、院内感染会议、传达上级文件等等，都是在“8小时以外”。队员的家庭困难、个人困难、队员生病、休息、吃饭、娱乐、宣传报道、入党、报先进，等等，什么事情都得管。接受媒体采访也是我的重要任务之一，最长的一次电话采访超过2个小时，上海东方广播电台更是每晚10～12点之间来电话，做“小汤山日记”。
自5月底6月初开始，工作量突然增加。其中各种奖励工作是一件使我最烦心的事情，每一个奖项都要召开总支会、支委会、拟定人选、撰写事迹介绍、送交上报材料，每一次都要忙得不亦乐乎，忙完了还要做思想工作：因为不可能每一个人都受奖，总有人心理有疙瘩。6月中旬（确切地说是6月13日），小汤山医院的工作接近尾声，二军大许多个机关来电要求写总结报告和医疗队事迹报告，宣传处更是明确指示要尽快落实人员、撰写讲稿、组织演讲团，回上海后将要做医疗队事迹巡回演讲。为了这些事情我曾经对某位机关领导发过牢骚，陡然增加这么大的工作量我实在是不堪重负。牢骚归牢骚，工作还得做。就在短短50天时间里我熬过两次通宵，十数次工作到凌晨2、3点钟。其中一次是写总结，由于赶得急我晚饭后动手，一直在电脑前敲击键盘，直到早晨5点半才完稿，并通过电子邮件把8 500多字的总结报告发出，稍事休息后又去病区会诊。
最尴尬的事情莫过于6月22日，即回上海的前一天。21日我凌晨3点休息，22日也是凌晨3点休息，但只迷糊了2个多小时，因为当天早晨6点之前要集合去北京会议中心参加欢送大会。中午回到住处，刚刚坐定，接到电话：二军大黄副校长亲自来北京接迎医疗队回沪，我既兴奋，又惆怅，思考着如何找到车子去迎接校首长，并安排他们接见分别住在两地的医疗队员。但是，我在沙发上睡着了，第二个电话唤醒了我，赶紧吃了几口饭，并抓紧收拾个人物品，我必须在当晚搬离富来宫，与住在A区的队员汇合，以便第二天一起出发，同时抓紧联系汽车。难哪！大家都需要汽车，武警把门又没有放松，必须依靠挂牌的专用汽车才能离开富来宫大门。就在这段时间里，我起码3次接到校长催我的电话。是呀，校长千里迢迢来北京，缪晓辉千呼万唤不出来，谁不急呀？我只得反复解释。后来终于见到了校长和陪同的其他几位校领导，真是亲人相见，倍感亲切。短暂寒暄之后，立即出动，校长看望了住在小汤山医院A区的队员后，又立即赶到燕山石化疗养地看望另一批在疗养中的队员，返回到小汤山已经是晚上6点。
我离开校领导住的招待所，回到A区，小汤山医院周副院长把我安顿在他的宿舍。几名队员有些思想问题，找我交流，就在这期间手机响起，大学训练部来电要我安排明天回沪下飞机的队形等等，另外告诉我上海市领导十分重视，陈良宇书记、韩正市长等市委市政府和卫生局领导将专门迎接医疗队，欢迎地点安排在二军大，但欢迎仪式由上海市委、市政府举行。作为医疗队长，我要在欢迎会上做5分钟的发言。5分钟发言稿也不过千余字，对我来说应该不成问题，但那一天问题很大。黄副校长专门为发言稿一事给我打电话，明示我他的秘书随时可以为我提供帮助。我是个非常要强的人，这样的事情我从来不请别人代劳，读者会注意到本文集中有两份出发前的发言稿，其中一份完全出自我的电脑键盘，一份是修改浓缩过的，对后者我是不满意的，它缺乏个性，缺乏鼓动性。所以我决定这一次一定要自己写。安顿好了几名有心里疙瘩的队员后，又作了许多其他工作，已经是午夜12点，坐到了电脑桌前，酝酿了数分钟，写完了后来令千名听众掌声不息的第一段话，第二段刚刚开了一个头，脑子开始发胀，头痛，思路无论如何无法延续。要知道，在过去的2天里我经历了太多的事情，而两天的睡眠时间不足6个小时。无奈之下，叫来了19病区主任单红卫，请他帮我到队员房间搜索咖啡。单主任临走前提议请宋滇文医生协助我，我表示同意。宋大夫得到我的授意，开始敲键盘，我躺在床上，脑子很乱，听得出宋大夫敲击键盘的速度很慢。我能理解，虽然他的文采数优，但毕竟是临床医生，不擅长写这类文字。我起身把两袋咖啡喝了下去，并整理好了随身行李，洗了澡，咖啡因开始发挥作用。于是，送走了宋大夫，继续写发言稿。凌晨3点半，结束了“写作”任务，对着电脑读了5遍，时间都在5分钟之内。打印吧，第一页纸走出打印机，电脑立即提示更换墨盒。我立即翻行李箱，没有墨盒！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幸亏早晨在另一个更大的行李箱中找到了墨盒，否则我真得带着电脑上发言席。4点多，吃了一片思诺斯（快速助入睡药），躺在床上，似睡未睡，6点钟就起来了：要带队去机场。在机场，细心的黄副校长还是对我的发言稿放心不下，希望我在讲话稿中必须包含4点内容，一二三四点，他说完了，我也听清了。我窃喜一阵，脱口而出：报告校长，您要求讲的4点我一个没漏。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自己写这份发言稿也是一种冒险行为。其实我本应该领校长的情，如果由校长秘书捉刀，我不仅可以睡个安稳觉，更无须冒违背首长意图，甚至在市领导和很多欢迎人群面前掉价的危险。但是我很自信，这也是我的性格，没有觉得冒险，自信不会冒犯领导，自信能够很好地发挥。后来的事实证明我做对了。“人没有一点精神不行”，这是一句老掉牙的话，但是每个人都真正能在生活中、工作中“精神”一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人，往往会因为患得患失反而失去很多机会，包括展示自己能力和才华的机会。在有足够实力的情况下，在有足够自信的环境背景下，你可以做一些别人想为而没有为的事情，可以做一些看似冒险，实是开拓的工作。这不仅仅是一篇小小发言稿给我的启示，我的整个“小汤山之行”使我更加深了对这些没有高深理论、但的确富有哲理性的问题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