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到小汤山，从小汤山到上海（序：上海篇）
被浏览了次, 发表时间：2008-08-04 15:08:14
| 作者-缪晓辉 来源-原创2003年11月15日 |
我和SARS的“缘分”是在上海结下的，始于2003年3月27日的上海市第二次卫生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卫生局领导首次正式布置上海市SARS防控工作。会议内容我做了详细记录，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两个制：即“首珍负责制”和“责任追究制”。会后第二天上午我立即将会议精神传达到医教部。以后随着疾病的不断扩散，疫情不断蔓延，事态的发展不断严重，才有了各个地区的“抗击非典指挥部”、“防治SARS专家组”、“小汤山医院”，以及各单位的防病小组，等等。我参加防治SARS的工作是从上海开始的，与SARS患者首次相遇也是在上海。参加赴小汤山医院医疗队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但正是在小汤山医院的亲身经历使我感受良多。像一名战士，从小汤山归来后又投入了新的战斗。
SARS何时开始，已经有了权威性的和固定的说法，但它何时结束没有人能够给出定论。把过去发生过的事情真实地记录下来，是对未来的一种负责，这是我整理这本文集的初衷。在以下的文字里不乏揭示了一些可能会令个别当事人的不愉快事件，但我力求真实和客观。我想，我的一些遭遇或经历不仅已经成为个人的一笔财富，同时对读者也可能有借鉴意义。
【上海】
“希望广州的悲剧不要在上海重演”：我的第一个行动
2003年4月1日我去武汉出差（筹备第八届全国感染病会议），途中与解放军302医院成军教授会合，谈到了北京SARS流行的现状，成教授的一句话使我震惊：“南方医院侯金林教授早就提醒我们，希望广州的悲剧不要在北京重演，但北京没有有效控制疫情”。这使我想起2003年2月初侯金林教授（第一军医大学南方医院感染科主任）也曾发给我一份电子邮件，告诉我广州正流行一种原因不明的“怪病”，提醒我注意，但是我根本没有在意。至此我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在人行道上我拨通了长征医院呼吸科主任修清玉教授的手机，请她和护士长亲自去广州考察一次，修主任很重视这件事情，但认为不必去广州，理由是她和钟南山院士等南方的呼吸科专家经常通电话，对广州的情况是了解的。可我仍然坚持请她亲自走一趟。修主任和护士长卢根娣（后来去了小汤山医院）第二天就南下广州。差不多我们同时回到上海。修主任满脸兴奋，带回来很多资料，了解到很多鲜为人知的情况，当然，自回上海以后，她和护士长在医院多少有点成为不受欢迎的人，有人称她们为“毒王”，有人在医院班车上与她们“保持距离”。
在我的办公室，修主任把广州的所见所闻和盘托出，但是最刺激我的还是那句话，就是侯金林教授曾经对北京有关传染病专家讲过的，只不过是这次把“北京”转换为“上海”—“希望广州的悲剧不要在上海重演”。修主任回到上海后一刻也没有停顿过，在全院各种会议上做过至少6次报告，效果非常好，全院干部职工有一种SARS正在逼近的感觉，我的目的达到了。我要感谢修教授和卢护士长的勇气，因为在那种情形下，去流行区调研是需要勇气的。不久我就在市专家组会议和上海市传染病学会组织的第一次SARS学术研讨会议上通告了我们所了解的广州的情况和部分医院诊治SARS的情况。
据了解，在此前上海市没有一家医院领导或科主任“走出去”过，我们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但真的很值得。我在后来分管医院防控SARS工作的过程中，在很多方面得益于修主任带回来的信息和资料，甚至在小汤山医院我还经常把南方医院砸碎玻璃以求最大通风透气、减少医护人员感染的事例放在口头上。
大雨之中送老教授回家：单行道逆向行驶，高度紧张
随着SARS流行的形势日趋严峻，上海市各级领导忧心如焚，各医院也都高度紧张。作为业务副院长，我每周至少两次参加市、区或学校的有关SARS防控工作会议，而每次会议之后，又必须及时将一些重要的内容或精神传达到医院有关部门和人员。上海市领导和卫生局领导在很短的时间内意识到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防控和诊治SARS仅仅依靠院长还不行，还需要专家的支撑。于是，一个由基础医学研究专家（包括一名院士）、CDC专家和临床医学专家组成的“上海市防治传染性非典型性肺炎专家组”名单，在未经本人同意的情况下产生并通过报纸和电视等新闻媒体向外界发布了。需要说明一点，我虽然使用了“未经本人同意”这样的词句，丝毫没有责怪市局领导的意思。记得在第一次专家组成员会议上，卫生局刘国华副局长还就这一点向专家表示歉意，使到会的专家深为感动。事实上在那个特殊时期，没有任何人会计较这些所谓礼节的问题，大家觉得能够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在危难之时为政府、为民众做贡献不仅义不容辞，而且十分光荣。我作为比较年轻的传染病学者很有幸成为20名专家组成员之一，也是其中10名临床会诊专家组成员之一，同时还是第二军医大学防治SARS专家组副组长。
也就是在那一段时间我开始违反军队有关规定：自己驾车外出开会。因为当时我“扮演着”多重角色，有很多“身份”，会议很多，与其时刻调遣司机（医院未配备专职司机），还不如我自己亲自驾车，随时可以“上路”，省时、省事、省人、还省油。当然，关键还是方便。
第二次专家组会议是要讨论卫生部第二次颁发的SARS病例诊治方案。这个方案去除了SARS诊断标准的第一条，即流行病学史。上海市专家组成员对此强烈不满，理由非常简单：上海市不是流行区（当时只有2例输入性SARS病人），去掉流行病学史这个重要条件必然要“错杀一千”。当天晚上7点钟开会，市卫生局领导一直和专家们一起讨论如何在不违背卫生部文件精神的基础上，又能有效地确保上海的防治质量。期间，上海市市委副书记殷一璀，副市长杨晓渡亲临会场，并分别做了重要讲话，同时还明确表示将充分尊重并听取专家们的意见。会议上形成了7点专家共识，是我负责整理的。10点半左右会议结束，此时外面下着大雨。我请与我顺道的两位教授，在学术界也是我的老师乘坐我的汽车。雨大，并且是夜里，视野和视线都不好，而我还有心理障碍，因为坐在我车上的一位是中华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学会的主任委员翁心华教授，另一位是上海市呼吸系统疾病学会的副主任委员罗文侗教授。车速比较慢，但又不能太慢，否则耽误老教授的休息。这是我有史以来最紧张的一次驾车。更糟糕的是，由于天黑、下大雨，看不清路标，我把车子逆向开到单行道上去了（顺便说一句，上海市的道路让你看不懂，哪里是单行道，什么时候改为单行道，为什么要改为单行道你是不可能搞清楚的，就连资深出租车司机也难免犯错误）。那条路不宽，在当时的环境下掉头太危险。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开。当时我想，首先，我开的是军车，即使被警察逮着，也许会高抬贵手；其次，我的确是在执行特殊任务，警察先生可能会网开一面，带着这种侥幸心理，加上密切注视对面的车辆（毕竟是逆向），总算走完了这一段似乎十分漫长的道路。不久前和翁教授重走老路（这次没有违反交通规则），师徒俩回忆起当夜的情景不免相互调侃了一番，我说他老糊涂，不认识回家的路，他说我违法乱纪，仗着军车胆大妄为。
第一次会诊：给我留下两个困惑
第一次去上海市肺科医院会诊。这是一名30岁的男性美籍华人，住院时间大约10天左右，市里已经组织过有关专家多次会诊。治疗方案经过多次修改，但病情没有明显改善，呼吸困难仍然比较严重，并有进一步加重的趋势。我第一次看这个病人时他的养饱和度在吸氧的情况下可以达到95％左右。
但是有两个情况令我非常困惑：这名病人一直没有明确诊断，或者明确地说没有诊断其为SARS。他增经到SARS疫情严重的香港出差，由于发热伴轻微咳嗽被收入香港某医院的SARS病房，但胸片未发现异常，2天后体温恢复正常，患者强烈要求出院。回上海后大约第8天再次发热伴咳嗽，并出现两侧肺部病变。这样一段病史，即使是在当时的认识水平，也基本上可以确诊SARS，但排除SARS理由是军团菌抗体和流感病毒抗体阳性。后来得知，当时的确有不少专家认为可以确诊SARS，但是由于有一位专家持不同意见（这位患者后来还是被确诊为SARS），就被“待诊”了多日。我的困惑之一就在于病人有这么重要的流行病学史却不被个别专家重视。但我毕竟缺乏经验，尽管心里很明白还是没有发表意见的胆量。困惑之二是，当时SARS的病原体已经明确，各流行地区在预防和治疗方面也积累了不少经验，香港作为重灾区之一，为什么会如此处置一个发热病人：把一个没有肺部病变的发热病人收进了SARS隔离病房，而且是6名患者同住一个病室！这是极端不负责任的行为。我向卫生局领导反映过这个情况，局领导是否与香港方面交涉过我没有进一步了解。
三次为长征医院隔离病房纠错：都是在半夜
我是长征医院唯一的一位业务副院长，而且在上海市全面进入防控SARS状态的最初一段时间里院长出差在外，本院的防控工作由我承担主要责任。我院是定点监测医院，按照市卫生局的要求，我们完善了组织机构，开设了发热门诊，建立了院内专家小组和专家值班制度，建立并实行了军队和地方两条线报告制度，拟定了发热病人的就诊程序和可能病人的流观、诊治方案。那一段日子里我天天泡在医院，安排、组织和协调各种事情，包括人员、药品、设施、用房、医务人员培训、个人防护，等等，等等。而且，每一个发热伴有肺部病变的病人我都要亲自“过目”。医院的日常医疗、教学、科研等工作也没有因为防SARS而放松。有一件事情值得一提，由于工作繁多，尽管我的出国签证已经完成，就在准备购买机票的前1天，我主动放弃了赴澳大利亚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顺便介绍一下，迄今为止我尚没有迈出祖国的大门一步，最近我又放弃了2003年11月中旬去瑞士考察医院的计划）。当然这是一个明智之举，在那种形势之下，处于我的位置，离开医院、离开一线的确是不合适的。
4月中下旬，“五.一”节将至，上海越来越紧张。一位卫生局领导曾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晓辉呀，上海快要决堤了”！可见当时各层面的压力有多大。卫生局领导有压力，作为医院的管理者当然也有很大压力，就怕在哪一个环节上出问题。
我院地处市中心，出现突发事件时可利用的空间很小。发热门诊只有3间很小而且很难布局的房子和2张观察床，一旦留观2名病人就不好应付。于是医院决定把感染科的一个层面腾出来收治可疑病人，但必须改建。时间紧迫，感染科的几位主要负责人迅速行动起来，工程队施工人员夜以继日，科领导12点之前不回家。我当然也是放心不下，几乎每天都要去检查，察看进展情况，感染科在院外，位于和田路64号，病房是由一个毛纺厂的车间改建而成，距离医院约4公里，所以我总是在夜里11点多钟去感染科。
果然，改建上的漏洞还是一次次出现。第一个漏洞：可疑病人进入医院的通道安排错误。原计划病人经过工作人员和普通病人的电梯进入3楼病区，病人入住后立即消毒电梯，这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我曾经任感染科主任，对感染科的建筑了如指掌，当即决定把消防楼梯开放，并清理周围环境，作为可疑病人的进入通道。第一个漏洞堵住了。
SARS病房必须划分3区，即清洁区、半污染区和污染区（后来还增加了缓冲区）。经过筹划，只要在3楼病区内走廊增加两道门，就可以实现3区划分。施工人员“精心”安装了一种带有地面弹簧的塑钢门，很雅致，很方便，开和关是双向的，不象门边用铰链那样只能向一个方向开。但是问题出现了：这门是“通气式”的，哪里还能起到分隔的作用！我非常气愤，对施工人员解释了半天，才使他们明白了道理，于是连夜改制。
又一个意外被我及时发现。按照防止院内感染的原则，一间病房只能收一个可疑病人（确诊的SARS病人可以多人同住）。病区一共设了6个房间，但是不知道感染科的负责人是如何考虑问题的，竟然把每一个病房内走廊上的窗户全部打开，而且在窗子的下沿钉了一块约50公分宽的木板，窗户因被木板拦着不关闭。当事人解释：卫生员可以通过这块木板给病人递送饭菜和其他物品，而且通风透气！殊不知，如此开窗，可疑病人不就如同住在一个病室了吗？太令人诧异了！可笑的是在我责令整改时竟然还遇到阻力。
这些事当然不一定需要副院长亲自察看或干预，但是我肩负全院SARS的防治管理方面的具体工作，自身又从事传染病专业，从哪一个角度讲我都得事必躬亲。累呀！都快要垮下去了，以致于后来有许多同事说我去小汤上要比在长征医院轻松。
做出一个重大决定：15分钟内形成
4月下旬，小汤山医院已经成为新闻媒体的焦点，但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它的建造与我们有什么关系。4月25日下午我和医院常委一起参加了学校的党委扩大会，会议有两项内容：第一项是传达总后张文台政委在我校调研视察后的讲话内容，第二件事就是各医院接受中央军委的命令：派医疗队去北京小汤山医院抗击SARS。
校领导决定二军大医疗队队员从3所附属医院抽调，分两个医疗单元，分管小汤山医院的18和19病区。18病区以长海医院为主，加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的部分队员，19病区则由长征医院和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的队员组成。下午5点钟会议结束，院长和政委领受了长征医院派出25名队员支援小汤山医院的任务。5分钟后全体常委返回医院，制定医疗队员的科室分配方案。当时定了几个原则：第一，队员必须是军人；第二，感染科和呼吸科的医生暂不予考虑，因为这两个科室已经派出近三分之一的医护人员在防治SARS的一线工作；第三，科主任和护士长人选必须在本次院常委会上确定，原则是：科主任必须是高年资主治医师以上的人员。于是急救科的党支部书记单红卫（从事ICU工作，对抢救SARS而言是专业对口）一致被认为合适。但是，在确定护士长人选的问题上发生了一点争论，有人提议派一名高年资主管护师担任护士长，但我持反对意见。理由很简单，在小汤山医院工作环境很复杂，没有管理经验的护士长很难管理好20名来自不同科室、不同医院的护士小姐，而且院内感染的防控是否到位，护士长将起着很大作用。护理部主任同意我的看法，认为理论上派感染科护士长最合适，但是她已经在一线，而呼吸科护士长卢根娣可作为入选对象。我表示此人非常合适，因为她不仅是护士长，而且在现任护士长中工作能力比较强的；她不仅是呼吸科的护士长，对呼吸机的运用有丰富的经验，而且已经去广州做过实地考察，对SARS的防范已经有了感性认识，在当时这一点是很重要的。紧接着召集分配到名额的科室主任，由科主任当夜决定人选。并明确第二天（星期六）上午10点召开全体队员动员会（按原计划周日即要启程）。
2003年4月26日对我来说是一生中比较特别的日子。和其他任何一个礼拜六一样，这天上午8：30我来到办公室，打开电脑查收电子邮件，看了一份文件，还准备了将要对队员交代的6个问题。9点钟，不知什么缘故我突然变得烦躁起来，有些数据和情况在我的脑子里打架：医务人员SARS病毒的感染率超过20％！患SARS后的病死率在6％～10％之间！二军大医疗队来自3所附属医院，许多人互不相识；任命的两个病区的科主任（且分别为正副领队）都没有管理经验；所有队员中，尤其是在医师中没有一个从事传染病或呼吸系统疾病专业，这支队伍能够拉上前线吗？我在办公室踱来踱去，这些情况在我脑海中盘旋了大概一刻钟。就在一刻钟最后一霎那我忽然想到必须派一个合适的领队，此人非缪晓辉莫属。理由有三：第一，从事感染病专业多年，并且已经在本专业有较高学术水平；第二，自从SARS在上海出现之后一直在一线工作，而且已经与SARS病人打过交道；第三，做过科主任、医教部主任，又是现任业务副院长，有各个层次的管理经验。我为即将要做出的决定感到兴奋，很快拨通了校长家的电话，汇报了我的想法和理由。我从电话的另一头听到的声音和语调似乎比我还要兴奋：“好！好！好！我和政委商量一下”。身为二军大一校之长的李家顺少将，虽算不上铁板面孔，但也不是不拘言笑的。平时我作为一个副院长向他汇报工作，他很少有笑容，倾听完毕，给你一、二、三几点指示。但是，这次通话给我的感觉与往常截然不同。今天我可以这么说，他（也包括政委以及其他校领导）对这支执行特殊任务的医疗队的组成也是有疑虑的，也许他们正期待着有一个像我这样的人选主动站出来，承担起带领医疗队领队的任务，否则很难解释他为什么在电话里显得那么兴奋。记得校长在第二天宣布领队名单时，有点哽咽，并讲了这样一句话：“今天我很激动……，我宣布，长征医院副院长缪晓辉同志为第二军医大学赴京医疗队领队”。我今生没有做过太多的重大决定，包括改行做行政管理工作也并非出自意愿，不过是服从安排而已。但是去小汤山是迄今为止在我一生中作出的一个重大决定，而且没有很多思考，没有和任何人商量（包括我的太太），就是在那短短的15分中之内！
后来不久就有人（友人）说出了一些令我甚为惊讶和不可理解的话，说我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善于抓住机遇，等等。但是凭心而论，在我作出去小汤山的短短15分钟内，我还来不及思考所谓“机遇”等问题，况且这种“机遇”并不见得每一个人都愿意抓住，毕竟当时医务人员的SARS感染率超过20％，病死率在6％以上。当然，即使是在安全地回到上海，绝大多数人谈起我和我的队员们的行为，还是很公道地评价：在当时的形势下去北京小汤山是需要勇气的，是了不起的！